新闻晨报:真人秀的议题设置

新闻晨报:真人秀的议题设置

真人秀,到底该突出一个“真”字,还是说,归根到底,不过是一场“秀”?

这个问题,又以棚内录制的真人秀尤为明显。毕竟,封闭环境下催化剂有限,节目流程是预设的,镜头又是那么明晃晃地在你眼前,如此不真实的环境中,怎么可能得到真实情绪的爆发?事实上,任何节目录制开始前,导演都有台本在手,节目如何推进、嘉宾和选手的人设是怎样的、问什么话怎么回答、“爆点”会在哪里等等,录制时基本都会按照台本来拍摄,就算录制情况不理想,还可以通过后期剪辑的修补以达成导演意图。这是传统电视节目“议题设置”的制作理念,在胶片珍贵、无电脑剪辑而摄影棚有限、录制时间限定、播出时长固定的电视时代,这确是个省钱又省力的解决方案。

对于“真”的呼声以及技术的进步刺激出一变。《超级女声》 首创直播投票;《非诚勿扰》 直切社会热点;《中国达人秀》《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等,则通过弱化主持人、多机位捕捉、延长录制时间等方式,得以从海量素材中精选丰富表情;此后《爸爸去哪儿》《奔跑吧兄弟》《极限挑战》 干脆走出录影棚限制,掀起了户外明星真人秀的热潮。这10多年来,真人秀制作规模越来越庞大,也的确比以前好看多了,但“议题设置”阴影犹在,一档节目的制作,编导依然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节目最终呈现的价值观及嘉宾/选手性格,基本体现的是编导意识。“讲故事”滥煽情是其一,剪辑“乾坤大挪移”是其二,就算是户外真人秀台本依然存在,不过是看上去仿佛更真了而已。

从制作理念来看,目前国内的真人秀仍然停留在 《中国达人秀》《中国好声音》时代,但当年看着新鲜的制作方式,如今却已落后于时代。网络时代,传统媒体的“议题设置”能力减弱,舆论已不为其垄断与左右,大众完全可以自主发声,选择感兴趣的新闻与新闻点。可以预见的是,编导权的弱化也将是真人秀未来的发展方向——加入更多不懂“规矩”的素人、实现与观众的实时互动。

目前来看,符合这一标准的为户外素人真人秀,这类节目已是欧美市场的主流真人秀模式。我们期待,随着制作理念的升级,国内不久也能横空诞生一档现象级的户外素人真人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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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时代,地方党报评论如何发出主流强音

全媒体时代,地方党报评论如何发出主流强音

来源:《新闻爱好者》

【摘要】当前,随着舆论环境、新闻格局、传播方式的变化,受众舆论的参与意识越来越强,思想观念也越发多元,党报评论员如果还是故步自封,就无法准确把握政治维度,在社会转型期难以拓展思想深度,难以感召、影响读者,更难以通过评论提高媒体的影响力和核心竞争力。党报评论员要把握好政治性和思想性的核心要素,在全媒体时代发出引领舆论的主流强音。

【关键词】党报评论;全媒体时代;“党报姓党”;杂文;“抓活鱼”

如果把社论比作一家党报的旗帜和灵魂,党报评论则是该党报吹响意识形态的“军号”和亮明政治观点的“鼓点”。和社论的权威性相比,本报评论员文章、时评、微言论等可以在选材角度、语言把握、笔力轻重和思辨风格上相对灵活,运用得好容易“出彩”,但若剑走偏锋,不善于把握尺度,过于忽视评论的严肃性和政治性,也容易造成负面效应,给党的宣传工作带来不好的社会影响。

随着舆论环境、新闻格局、传播方式的变化,地方党报评论员要让党报评论文字有生命张力和活力,就得善于客观理性地立于观察问题、剖析本质的舆论广场,既不能颐指气使,满嘴官腔,让人生厌,又不可盲目追求“草根表达”,随心所欲。因此,党报评论员要把握好政治性和思想性的核心要素,决不能因为要为受众找到一个情绪的宣泄口和情感的共鸣点而缺失政治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

一、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党报评论也要“走转改”

传统媒体曾经以专业、严谨与公信力获得受众的信任,地方党报评论员肩负为党立言的时代使命,具有舆论引导的优势和政治特性,长期发挥着舆论引导的排头兵作用。但面对媒体格局的急剧变化,在当今信息芜杂、观点多维的舆论生态中,要想更好地为党立言,党报评论员就要在新闻传播出现立体格局的时代,善于突破与受众沟通困难的阻碍,勇于突破“存量”不足、“增量”减少、质量下滑的现实瓶颈,找到新媒体时代评论如何创新发展的利器,这样才能保持地方党报评论作为灵魂和旗帜的核心优势。

近年来,为践行和弘扬党的群众路线,对新闻报道观念进行再创新,全国新闻媒体将“走转改”活动进一步引向纵深发展,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呈现出清新务实之风,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记者“走转改”不能浮在基层的面上“讲故事”,只有沉下去挖掘才能出深度报道。地方党报评论员同样不能闭门造车,一味地站在舆论高台评判,也应走进火热的生活中,对评论文风进行“走转改”。

“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随着形势的发展,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业态、体制、机制,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要适应分众化、差异化传播趋势,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

党报评论员要成为主流媒体价值的传播者,同样也要走一条激活党报评论新优势、提高评论语境表达技巧之路。在当前社会浮躁、“快餐文化”蔓延的环境中,也要用党报评论的语境优势和新媒体的科技“兵器”,在创新理念、内容、体裁、形式、方法、手段等方面走出一条新路,从不同的热点中挖掘评论潜力,建立一支走出去的评论方阵。

“转”。“转”就是要转变党报评论过去品种单调、呆板的文风。面对新媒体冲击,党报评论员要转变拓展评论影响力的方略和路径,充分掌握党报评论的话语主动权,牢牢占领舆论引导的制高点,无论是社会关注的难点焦点还是宏观微观问题,都要善于通过评论主动出击,利用党报评论的权威性、指导性和社会影响力自觉引导舆论,由单一灌输式向亲和疏导式转变,由直接命令式向参与讨论式转变,由单向传播式向多元表达式转变,培养和树立“大评论”的新理念。

“改”。在当下最热的微信平台上,无论是新闻时政公众号推送的文章,还是微信用户,受到关注度高且有生命力的文字往往都是有思想和评论色彩的文章。因此党报评论要改变自身传统形象,不但要在网络评论上以其快捷、犀利、互动的优势影响受众,在纸媒这一传播渠道同样要改浅为深、改慢为快、改远为近,把思想观点加以磨砺。这样,党报评论必然会成为读者喜爱品尝的“招牌菜”,影响力也会与日俱增,从而增强地方党报的核心竞争力。

二、保持党报评论生命力战斗力,文风改进更要接地气

评论写作和叙述、抒情的文体不同,评论文章是要迎“敌”的,是要应对不同的反诘和质疑的,所以应该有“假想敌”的存在,有“敌情”概念,也就是说评论是战斗的文体,要保持战斗的姿态。说到底,党报评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当旁观者和高谈阔论者,必须置身于所评所论的“旋涡”中心,感染读者、打动读者,这样的评论员文章自然会有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准确传达党的声音、不断丰富思想内涵,在评论文风上要善于创新和尝试,评论的接地气说到底是要摸准社会生活的脉搏,抓住牵动党心和民心的热门话题,要把话讲进人耳里,把理说到人心里。

接地气,就是要让评论员用来自生活本身的“新鲜”语言架构评论,让评论呈现“嬉笑怒骂”的特点,把富有时代表现力的鲜活语言糅进评论里,以增强评论的感染力。当然,保持党报评论的生命力战斗力,也不是让评论语言动不动就充满火药味儿,使得评论语言生硬、粗暴,而是要提升评论的思想内涵,使其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从而实现党报评论传播影响的最大化。

三、具备杂文元素新锐度纵深度,党报评论应“栽花”也种“刺”

毋庸置疑,党报评论属于新闻性政论,评论员在写作中通常要远离“心灵的风暴”,不能随心所欲、我手写我心,更不能用“愤怒出诗人”的思维驾驭评论文体,而是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去理性把握。但是,党报评论并不是说光能“栽花”不能种“刺”,党报评论也少不了针砭时弊、激浊扬清。

杂文具有新锐度深刻性的特色,在党报评论写作中应该注入杂文写作的风格,在运用大智慧、讲出大道理、宣传大政策的同时,把杂文的战斗功能运用到党报评论中。杂文有文体不受约束、纵横捭阖、收放自如的特点,可以运用直喻、曲喻、反喻,或讴歌、鞭挞、慨叹、抒情等。在一些党报评论中运用杂文的表现形式,能够增强党报评论的亲和力和感染力,使得党报评论多些新锐度、纵深度,更容易做到说理透彻,利于读者接受。

在全媒体时代,党报评论更应该改变纸媒时代长期形成的套路和文风,在语言驾驭和思想表达中,要善于用杂文的“软”攻破“冷漠表达”的“硬”。

语言和表现形式的“软”,背后其实是长期理论功底的打造和思想塑造。恩格斯说过: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两者之间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而评论所要做的恰恰是将感性的东西上升到理性层面,继而对具体的现象进行抽象化提炼,把片面的、局部的结论延伸到全局和整体。[1]只有如此,党报评论才能真正化为清新的春雨,“随风潜入夜”,达到“润物细无声”的宣传效果。

四、延伸评论触角潜深海“抓活鱼”,勾勒时代需要大手笔

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给身处全媒体时代的党报评论工作者带来了壮大多元立体评论矩阵的良机。地方党报评论也应浓墨重彩,拉开帷幕,充分凝聚共识,紧跟时代脉动,打好舆论主动仗,唱响中国好声音,不断增强读者的精神力量。

首先,新闻报道要重视潜深海“抓活鱼”,撰写评论员文章也要有这种意识,要让党报评论的选题切中热点,要紧紧围绕民众关心的脱贫攻坚、养老保险、高考改革、城市管理、医疗服务等热点,增强百姓对解决民生问题的信心,通过“抓活鱼”,出好评论,打造党报评论引导社会核心价值的新格局。

其次,党报评论工作者要密切关注社会热点,要靠创新话语体系,提高反应速度,锻造对话能力,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多声部的评论矩阵,让党报评论成为舆论场上的高音和强音。

再次,党报评论工作者要有勾勒时代的大手笔。在发挥凝心聚力、奋然前行的舆论引导作用上,《人民日报》的“任仲平”通过气势磅礴的文字,让感动传递着感动,让激情延伸着激情,让思考接续着思考,成为理性分析、理性思索、理性阐释、理性抒情的成功范例。地方党报在推出“重磅”评论时,应力戒步入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认识误区,要让大手笔的高端评论既精又深,让铸造党报之“魂”、高擎党报之旗彰显引导社会舆论的“旗舰效应”,才能继续保持核心优势,重塑时代品格!(作者单位:新乡日报社)

参考文献:

[1]董炜.以思想深度增强核心竞争力[J].新闻爱好者,2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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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电视问政”为“电视见证”

变“电视问政”为“电视见证”

来源:《新闻爱好者》

【摘要】“电视问政”的实质是时政新闻的延伸,反映政府及相关机构的政策方针。作为“电视问政”精髓的“问”,不断考验着策划人和制作者的工作水准。用见证者的角度去感受,用践行者的角度去实现,这样的“电视问政”才能变成“电视见证”,方能赢得观众的口碑,取得最后的成功。

【关键词】电视问政;节目创新;多元化传播

近年来,电视问政类节目开始在多个省市电视台兴起,这种旨在通过媒体平台对官员采取问政态度的方式,不仅得到了大众广泛的支持和关注,也为领导与群众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创造了很好的机会,为群众与官员对党内可能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的交流与沟通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公开的、面对面的近距离交流的平台。但是当电视问政火爆过后,其发展的方向和路径不得不引起制作人的另一番思考。

河南卫视大型使命类公益扶贫节目《脱贫大决战》为“电视问政”送来了一股新风,引起广泛关注并受到各界好评。播出期间,《脱贫大决战》受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收听收看日报》专题点评:关注扶贫,助力脱贫。节目还受到中宣部新闻局《新闻阅评》评论点评:河南台以“参与者”身份做活做优《脱贫大决战》。它在全国35中心城市同时段收视率平均排名前十,话题热度多次位居新浪微博话题榜全国小时榜、全国综艺榜双榜第一,并得到了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认可。凭借独特的节目立意和优秀的节目品质,《脱贫大决战》荣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6年度全国广播电视创新创优节目奖、2016年第四季度全国广播电视创新创优节目奖,2016年度河南广播电视新闻奖特别奖。《脱贫大决战》采取多元化的表现手段,将电视问政融入其中,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也期待为新时期电视问政类节目起到以资借鉴的作用。

一、“电视问政”的实质是时政新闻的延伸

“电视问政”的实质是时政新闻的延伸,反映了政府及相关机构的政策方针。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法律系副主任郑宁认为,电视问政,首先是一个公众参与的平台,便于官员与公众之间进行对话和沟通,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公众行使对官员的监督权的一种形式。[1]传统“电视问政”属新闻访谈类直播节目,涉及的内容都是非常真实、具体的,是舆论监督类的话题,电视起到的是沟通桥梁的作用。电视问政只是手段、是渠道,是密切联系群众、拉近鱼水关系的途径。新媒体时代,这种桥梁和纽带逐步被其他新兴媒体形式所取代。为了更有效地使政府的政策得到传播,电视媒体需要利用自身的优势进行创新。

《脱贫大决战》很好地抓住了国家“脱贫攻坚”这一重要政策,进行了内容与形式的创新。有别于其他的综艺节目,《脱贫大决战》具有的使命感与习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的内涵和意义是一致的。节目通过演播室录制和基层采风相结合的形式,深入河南“三山一滩”,聚焦扶贫故事,展现扶贫实景,记录扶贫举措。同时,节目还邀请职能部门人员、专家学者做客演播室,解读扶贫政策,支招精准脱贫,助力脱贫攻坚。这是节目组历经数不清的策划会、论证会后的最终定版,呈献给观众的每期节目也严格按照这样的要求制作播出。河南电视台推出的这档栏目通过真实的基层故事、精准的扶贫对象,让老百姓零距离感受社会大家庭的温暖与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有关脱贫的新闻报道或新闻专题每天都可以看到,观众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脱贫攻坚的相关信息与政策,但是《脱贫大决战》这档节目注定和常态的新闻节目有着明显的不同,新闻的时效性无法比拟,但如何把严肃的扶贫政策生动、形象、具有感染力地呈献给观众,显然是栏目组的发力点。讲好扶贫故事、介绍扶贫经验、解读扶贫政策,通过真实人物命运来看扶贫政策的落实与意义。为讲好每一个扶贫故事,栏目组从以下三方面着手:第一,真实。从2016年6月份开始,栏目组就启动了扶贫人物和故事的采访搜集工作,深入河南“三山一滩”贫困区,探寻脱贫攻坚一线正在发生的扶贫故事,有扶贫干部、有贫困群众、有致富带头人、有社会公益人士,栏目组不局限于某一身份或角色,也不局限于只是感人的故事、开心的故事抑或意义非凡的故事,唯一的硬标准就是必须是真实发生的真人真事。第二,在人物和故事的发生地纪实拍摄。在《脱贫大决战》中,所有的人物故事全部以大篇幅的户外拍摄为主,扶贫工作都离不开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不同的地域条件和风土人情,造就了每个人所做的每件事都在某种层面上有着不同的原因和现状,更重要的是实地纪实拍摄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客观性与真实性的呈现。第三,以名人深入贫困区实地探访的形式呈现人物和故事,用名人是为了借助名人效应增加节目吸引力。每期的节目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涵盖特色产业扶贫、转移就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等多种类型。不讲空话、不讲官话、更不讲假话,通过展现精准扶贫的电视化创新形式,聚焦国家脱贫攻坚战略,传递自力更生、勤劳致富的脱贫理念,为河南乃至全国脱贫攻坚注入正能量。

相比其他电视问政节目,《脱贫大决战》一改枯燥单一的结构,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除了这是首档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非新闻类节目,更重要的是,它不仅要通过节目塑造人物、讲好故事,还要以此解读政策、助力脱贫。简单来说就是思想性、政治性、艺术性高度融合,而要想做到这一点,注定要在节目创新和内容制作上下足功夫、下苦功夫。《脱贫大决战》通过深入扶贫地区,还原生活的真实,让贫困人群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给予的关爱,感受到对未来生活的希望。

在我国脱贫攻坚冲刺阶段,河南卫视以这一新理念投身扶贫宣传。真正做到了电视见证,角色融入调动社会力量共同扶贫,值得点赞。充满正能量的各类“见证者”穿针引线、实地探访,为贫困地区代言,争取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帮扶,将镜头对准基层,以基层农民为焦点,摒弃喧嚣浮华的泛娱乐化倾向,努力做到了为时代、为人民讴歌。

二、“电视问政”难点在于如何去问,从“坐”到“走”实现了进步

作为“电视问政”精髓的“问”,不断考验着策划人和制作者的工作水准。许多问政节目逐渐流于形式,最终不了了之的根本原因在于“问”的方式、“问”的对象、“问”的内容发生了固化,缺乏平易近人的观察参考和鲜活生动的事实佐证。其实电视问政不应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问”,而要通过镜头成为问政者(观众)的眼睛。

《脱贫大决战》采用电视名人深入脱贫一线的走访模式,将传统演播室的“嘉宾座谈”变成了“走访见证”,实现了在“问”这个关键环节上的进步。如何做出有温度的电视节目,首先要低下头,定好位。互联网时代,电视节目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作品”,而是要变成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产品”。电视行业的定位就是服务行业,电视传媒的工作就是做好服务。电视人既要眼睛向上,了解相关政策,领会上级精神,更要眼睛向下,真正急用户之所急,想用户之所想,努力寻找受众的需求。其次,要俯下身,抓细节。有温度的电视节目往往不是大场面、大制作,而是某个生动的细节,甚至是一颦一笑一回眸。“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在制作节目时只有俯下身子,放下架子,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能真正听到群众的心声,捕捉到打动人心的细节。[2]

《脱贫大决战》在定位上正是契合党中央扶贫攻坚的举措,体现了新闻媒体对脱贫攻坚的责任担当。同时,节目非常接地气,既有公益名人探访贫困户真实生活、挖掘感人扶贫故事,又有贫困地区群众讲述脱贫历程,基层优秀扶贫干部介绍帮扶实践。节目在表现形式上由外采和演播室两部分交叉呈现。外拍环节,特约记者敬一丹、张泽群、尼格买提、庞晓戈,公益观察员阿丘、牛群、张凯丽、孙涛等,深入河南“三山一滩”贫困地区,探访贫困户真实生活,体验扶贫项目执行成效,感受扶贫干部的艰辛付出,并根据切身体验为贫困地区代言,争取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帮扶。特约记者放下自己的身份,和贫困群众平起平坐,倾听群众的心声,和困难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每个地方虽然只是拍摄一到两天,但在拍摄之前,栏目组都要有基本上不少于五次的前期勘景。特约记者不但要克服当地方言的沟通障碍,还要与贫困户同吃同住,一起劳作,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观众。最终,通过他们独特的视角以及扎实的采访工作,使更多的观众关注扶贫工作,也切实感受到了扶贫干部的艰辛付出。

演播室访谈环节,通过敬一丹、张凯丽、孙涛、张泽群等公益名人现场讲述,并邀请新华社高级编辑、特约时事评论员吴学兰,以及相关单位领导做客演播室,深入浅出地解读国家扶贫政策,从而让从中央到地方的有关脱贫攻坚的方针政策飞入寻常百姓家,为河南,乃至为全国的脱贫攻坚工作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敬一丹点赞兰考馒头”“阿丘双语代言兰考山药”“庞晓戈对牛唱戏”“尼格买提赶鸭子上架”“凯丽亲自给小姑娘洗头”等节目亮点更是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和好评。在明星真人秀等娱乐节目泛滥的今天,《脱贫大决战》的亮相,为电视荧屏带来了一股真情、一股温暖的正能量之风,受到了观众和网友的广泛赞誉,媒体和观众纷纷感慨《脱贫大决战》是河南卫视把握时代脉搏,踏准时代节奏,真正为时代而歌的又一力作。

传统的问政,主要依靠领导意志来推动,仅作为一项工作举措存在,其力度、流程、要素很容易因首倡者和主推领导的人事变动、思路变化而随之流变,这是电视问政的先天缺陷。将电视问政的内涵外延推广为“公众问政”,将电视单一媒介扩展为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电视、广播、纸媒、平面媒体等多元媒介,辅之以市民志愿者、专家学者、人民群众团体、两会代表委员、人民督察员等力量,形成多层级、立体化的公众问政体系,才可发挥问政应有的作用。[3]

三、“电视问政”唯有“电视见证”方能成功,关键在于用事实说话

根据河南卫视官方介绍,《脱贫大决战》是一档大型使命类公益节目。也就是说,“使命”与“公益”被视作电视媒体助力社会主义经济和谐发展的核心元素。从“扶贫大使”——电视名人们沾满泥土的亲力亲为到“脱贫先锋”——基层榜样们艰苦卓绝的每个脚印,节目传达了一个事实:用见证者的角度去感受,用践行者的角度去实现,这样的“电视问政”才能变成“电视见证”,方能赢得观众的好口碑,取得最后的成功。

例如扶贫大使、电视节目主持人庞晓戈通过真情沟通,为“山里娃”打开了心结,重拾了自信,极富感染力。年轻的孙浩怡因家里生活困难,悄然回到老宅,默坐在柿树下独自哽咽。庞晓戈单独去安抚伤心的孩子:“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的起点并不代表你的终点,每个人的起点可能不同,但能不能冲到终点,赢得人生,就取决于你能不能坚持,在坚持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能做到。”在晓戈的真情激励下,孙浩怡面向大山喊出了“加油,一定成功”,终于打开心结,重拾人生的自信和奋斗的勇气。

自《脱贫大决战》在河南卫视开播以来,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该节目满满的正能量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激发了社会各界扶贫攻坚的热情,很多爱心企业纷纷伸出援手,为脱贫攻坚贡献自己的力量。节目设有大象公益基金和河南广电主持人组成的帮扶团,与职能部门、民营企业等协调,助力脱贫致富。在节目播出过程中,仰韶酒业、江苏宗申等多家企业提供了爱心捐赠,每家企业向“大象扶贫基金”捐赠一笔爱心款项,用于支持贫困地区的乡亲们勤劳致富。除了资金支持,这些企业还身体力行,长期主动参与扶贫工作,为扶贫项目提供渠道等资源支持,建立长期的合作,将帮扶真正落到了实处。

问政节目本身是电视的社会属性回归,淡化政治宣传性和娱乐化取向,更贴近民众需求。从“问政”到“见证”,电视问政的权威性以及背后的政府公信力使得民众能深入地关心身边问题,增强自身责任意识。这对政府,对民众,对社会发展本身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4]问政节目,首先是一个公众参与的平台,便于政府与公众之间进行对话和沟通,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公众行使对政府的监督权的一种形式。但具体问题要具体解决,河南电视台的《脱贫大决战》就是不拘泥固定模式,创新开拓的一档受众热爱,百姓喜欢,传递中国好声音,有温暖、有力量,弘扬社会正气,凝聚人心的好节目。

四、结语

新时期的电视时政类新闻节目已经不再局限于普通的新闻播报、新闻采访、演播室座谈等形式,而更加多元化地融入了纪实、体验、艺术表现等时尚元素,这也将“电视问政”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河南卫视的《脱贫大决战》像一股清泉,滋润了每一户贫困家庭的心。电视人在大投入、大制作、大场面的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迷茫时,不妨回过头,俯下身子,细细地寻找路边的一朵带着温度的小花,一颗折射着阳光的露珠。只有做有温度的电视节目,我们的电视事业才会有新的突破、新的高度。(作者单位:河南电视台)

参考文献:

[1]陈磊,陈佳韵.电视问政该如何避免“真人秀”[N].法制日报,2016-03-30.

[2]刘星.做有温度的电视节目[J].中国广播影视,2017(1).

[3]杨诗哲,喻真.完善电视问政[N].学习时报,2015-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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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网络剧的价值导向规范研究

国产网络剧的价值导向规范研究

摘 要:近年来,网络剧看似“井喷”的繁荣盛况之下掩盖了其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背离了传播伦理和社会的价值导向,甚至触犯了国家法律法规,具体表现为艺术创新意识匮乏,商业上植入广告泛滥以及网络剧为了吸引受众关注,不惜触及道德底线,泛娱乐化倾向严重等问题。本文在对其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着重对网络剧的价值导向及规范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看法和解决措施。

关键词:网络剧;价值;监管;创新

中图分类号:G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11-0039-02

一、引 言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用户和移动端用户数量的激增,众多传统影视制作公司和大量资本纷纷涌入网剧市场,各大视频网站也进一步加大了网络剧的投拍力度,使网络剧一时间被推向了资本的风口浪尖。据《2016年中国网络剧市场发展现状及行业发展趋势》显示:“2015 年网络剧全年播放量达274.5亿,较2014年的123亿增长了1.1倍,总部数达379 部,同比增加85%,总集数达5008 集,同比增加了72%。”[1]数量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网络剧创作质量的提升,使其逐渐进入到了一个专业化制作、平台化发展的时期。与此同时,网络自制剧作为一个新兴事物,在其正面价值构建的过程中,仍存在大量的负面隐患。许多网剧品质低下,制片方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不惜凭借低俗、暴力、恶搞、色情等内容博收视率。2012年,一部《东北往事之黑道风云20年》因为尺度过大而被禁播;2016年开年,又有《太子妃升职记》《心理罪》《无心法师》《盗墓笔记》《暗黑者》《探灵档案》等6部网络剧因涉及血腥暴力、色情粗俗、封建迷信等原因被举报,随后被广电总局下令紧急停播,并做事后审查。

二、网络剧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网络剧看似“井喷”的繁荣盛况之下也掩盖了其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背离了传播伦理和社会的价值导向,甚至触犯了国家法律法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艺术创新意识匮乏,套用、改编及同质化创作倾向严重

在中国当下的电视行业里,如《爸爸去哪儿》《中国好声音》《奔跑吧兄弟》等广为人知的节目都是买的国外的版权,而这种“套用”和“改编”的思维也极大的影响了国内的网络剧创作。早期的网络剧,多为网友或小型工作室制作,内容上较为单一,制作水平上也参差不齐。如果说这一时期的作品沉迷于将经典进行恶搞和“翻拍”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近几年各大视频网站斥巨资打造的网剧却仍未摆脱缺乏原创的问题。如搜狐自制热播剧《屌丝男士》的借鉴原型是德国喜剧小品《屌丝女士》,乐视网出品的《开心麻花剧场》则是参照了美国情景喜剧《生活大爆炸》的制作方式,日剧《世界奇妙物语》则被爱奇艺翻拍成了《不可思议的夏天》。虽然借鉴其它成型的模式,可以收获稳定的受众,降低投资风险,但也恰恰体现了国内视频网站在创新上的乏力。此外,当下网络剧创作题材相对局限,许多内容都着眼于现代都市背景下有关职场、爱情和友情的故事,或是集中在由网络小说改编的盗墓、奇幻、穿越等题材上。从长远上看,这种同质化的创作倾向很难引起受众的持续追捧,久而久之,容易给受众带来审美疲劳。

(二)商业上过分依赖广告盈利收入,致使植入广告泛滥

受观众收视及消费习惯的影响,目前国内的视频网站还未真正形成大规模的靠自制剧收费观看来盈利的模式,因此广告植入式营销便被各大网站视为当下最可靠的盈利手段。这种方式本无可厚非,可一些网络剧在追求利益的同时,极大地牺牲了作品的艺术质量。许多网剧一味展示产品特写并冷不丁的在主人公台词里加入直白的广告语,致使观众瞬间出戏。这种强制性的植入手段虽然能够引起观众对商品的注意,但也会让观众从心里产生反感与抵触心理,严重打破了作品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平衡。

(三)为了吸引受众关注,不惜触及道德底线

“网络自制剧作为网络媒介视频信号最前沿的发展,它传达了网络文化精神,对文化生态的维护也是责无旁贷。网络自制剧的创作不仅是艺术生产和商业运行的过程,也具有传播文化的思想建设作用”[2]。近年来,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最大利益,某些网络剧开始有意打色情、暴力的擦边球,从而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并不断挑战大众的传统价值观。像网络剧《黑道风云》中肝肠横流的画面随处可见,充斥着暴力血腥;《太子妃升职记》则被认为是在以隐晦的方式讲述同性之间的情感故事,并且全剧多处存在的大尺度的裸露镜头,被观众认为有伤风化。还有部分网站对刑侦、灵异、暴力等题材的把关力度明显不足,很多内容不仅缺乏文化内涵及观赏价值,甚至脏话连篇,触及了伦理道德底线。

(四)网络剧市场环境过分膨胀,泛娱乐化倾向严重

为了迎合“网络亚文化”对青年一代的影响,网络剧自出现以来,大都呈现出强烈的娱乐化倾向,表现在题材上尤为热衷于恶搞和“翻拍”,甚至为了充分体现了创作者自我消费的娱乐精神,剧里的角色常常由网友自行扮演,并溶入现代互联网思维和对白的元素,对经典进行消解,以期达到一切皆为搞笑的目的。就当下来看,传统上严肃、有序、逻辑、理性的话语形式不断被网络剧所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戏仿、拼贴、无厘头等年轻人所推崇的对抗经典的表达方式。然而任何事物都应存有一定的“度”,当下一些网剧为了吸引受众眼球,寻求利益空间的最大化,处处呈现戏耍、刺激、媚俗之态,在迎合商品化消费趣味特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恰恰体现了当下社会欲望张扬与价值迷失的现状,毕竟对娱乐环境的片面营造,会致使文化产品本身应具备的核心功能大大减弱。

 

三、网络剧存在问题的价值导向规范

(一)提升创新能力,树立精品意识

任何一种文化产品,其自身内容的优劣都会影响其长远发展。网络自制剧作为视频网站竞争的核心产品,更应重视内容的创新,树立精品意识。当下网络剧看似繁荣的市场背后是大部分作品由于内容的粗糙而被观众摒弃,一些套用和改编成型案例的作品虽然暂时能让人眼前一亮,获得较高的点击率,但从长远上看,这种状况如果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将会极大的影响网络剧自身的发展。况且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视频网站还处于源源不断的烧钱阶段,何时盈利尚不可知。若要改变这一状况,视频网站在节目创作上必然要提升创新能力,不断加强自身作品的艺术性和自律性。在内容选择上想办法提升观众的参与性与互动性,广泛征集题材和故事,走差异化道路,避免类型扎堆。此外,视频网站在商业层面上应开创更多的盈利渠道,避免对植入广告的过多依赖。具体措施上可以借鉴网络小说及网络游戏的成功经验,培养年轻一代付费观看网络剧的习惯,同时更利于打造优质内容,形成良性循环。此外视频网站还可以和传统电视媒介联合起来,将优质节目反向输出给电视媒体,扩宽网络剧的播出渠道,实现多平台播放。

(二)加强日常监管与主动引导相结合的措施

国家广电总局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于2012年7月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通知》(广发〔2012〕53号),“要求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切实履行开办主体职责,承担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对播出的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负责”[3]。然而,在实际实施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内容低俗、格调低下、渲染暴力色情的网络剧却依旧我行我素,引发了受众的不满。面对这样的状况,广电总局在2014年1月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补充通知》(新广电发〔2014〕2号),将制作方和播出方的权力进一步压缩,并实施“线上线下标准一致”的网络剧审查措施。尽管如此,对于网络自制剧这样一种伴随着互联网发展起来的新生事物,监管部门仍应兼顾规范和引导相结合的治理原则,确保网络剧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同时发挥相关行业组织与扶持的职能,在打击和处罚违规作品的同时,也应对创意独特、播出效果良好的作品及出品方进行正面宣传和奖励,引导视频网站健康有序的发展。

(三)引进专业人才,提高创作者的专业素养

在激烈的互联网市场竞争中,视频网站若想生存下来并取得长足的发展,自然离不开专业的制作团体,于是人才的培养、引进和储备便显得极为迫切。自2011年开始,优酷、土豆和腾讯视频等网站就已经开始力推各自版本的“青年导演扶植计划”,邀请了众多知名影视剧导演为其进行全面的创作指导,并举办了一系列的短片大赛,其目的都在于发掘和培养新人。在专业人才的引进上,则应不局限于专业、行业、单位、学历、年龄等,即便是一些营销人才、推广人才等都可以在视频网站这个更灵活更自由的平台展现自己的才华。与此同时,创作者自身也应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强化职业道德意识,坚守人文艺术情怀,不能逐利忘义,将媒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抛于脑后,毕竟“观众是电视市场的主导者,但这并不意味着观众都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判断力。引导或曰导向意识是媒体人始终要坚守的。”[4]

(四)重视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受众的文化鉴赏能力

当下的网络自制剧受众多为年轻人,甚至不乏众多的青少年,他们追逐流行而排斥经典,具有较强的叛逆性。这种不成熟的心理特征会使他们很容易被一些低俗化的网络视听内容所吸引,影响其正确价值观的构建。就整个社会层面来看,当下大众的影视欣赏层次仍处于较低水平,全民影视鉴赏与批判能力也相对低下,这也使得一些低俗化网剧存在着不小的生存空间,这个问题不是仅靠监管部门的“堵”能解决的。因此,国家相关部门不妨可以结合时代特点,将影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到全民教育体系中,使年轻一代提高欣赏层次,具备鉴别影片雅俗的能力,并自发抵制劣质作品,这样才可以变被动为主动,最终促使网络剧长远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国产业信息网.2016年中国电视剧行业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预测[EB/OL]. http://ift.tt/2kpkGlk201605/418225.html.2016-5-20.

[2] 罗聪冉.中国网络自制剧的价值研究[D].河北大学.2015(5).

[3] 新浪网.广电总局:网站须对网络剧微电影进行审核[EB/OL].http://ift.tt/2jQkagx.

[4] 俞虹.电视受众社会阶层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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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融合对电视品牌传播的影响研究

媒介融合对电视品牌传播的影响研究

摘要:当今社会,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网络传播飞速发展,“媒介融合”从理论走向现实成为媒介发展的主流趋势。尤其是对于电视媒体,传播平台和渠道不断增加,受众细分趋势越来越明显,电视内容形态产生变化,电视媒体品牌的全媒体传播愈发重要。本文从媒介融合大背景出发,结合现有研究成果,以品牌传播理论为指导,依据实践案例,探索新环境下电视品牌传播的影响效果。

关键词:媒介融合;电视;品牌传播;传播效果

品牌传播的本质是信息传播,即品牌信息的传递或品牌信息系统的运行。因此,对品牌传播进行研究需要以信息传播理论为基础。1948年,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明确提出了传播过程及其五个基本构成要素,即“5W模式”:谁(Who)、说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奠定了信息模式研究的基础。将拉斯韦尔的5W模式延伸至品牌传播中,5W相应转化为品牌拥有者、品牌内容(品牌信息)、品牌渠道、品牌受众、品牌传播效果五要素。之后,美国传播学家梅尔文•德弗勒进一步提出更加精细周密的“德弗勒互动模式”,认为受众逐渐转变为传播行为的主体,信源信宿成为一体,大众传播双向互动的特质愈发明显,传播过程中噪音出现,并影响到各个传播环节。但是该互动模式也并不十分完善,传播行为中复杂的外部环境因素被忽视。媒介环境对电视品牌传播活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对媒介环境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媒介环境的变化对5W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关键影响。

一、媒介融合对电视品牌传播主体的影响

(一)信源结构复杂化

数字社会后,受众向“用户”转化,受众不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更主动地进行媒介消费,在日益增多的海量信息中会主动定制满足自身需求的内容,也更注重媒介消费中的服务水平。除了媒介消费选择性的加强,受众更愿意主动参与到整个媒介传播活动中,不再是单向阅听人,这得益于媒介融合下丰富多样的传播方式。媒介融合导致电视品牌传播过程中传者和受众渐渐合为一体,双方的角色界限日渐消解。当代社会每个人都在使用微博、微信、贴吧等平台发布和传递信息,反过来,这些信息又被传统媒体利用,进一步扩大传播范围,信息传递给更多受众,再消化、升华,从而形成完整闭环。在这个过程中,信源即信宿,虽然专业媒介组织的主导地位没有动摇,但信源结构复杂化却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电视媒体的品牌主体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化,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第二季的网络视频播出权之争恰恰说明这点。2013年爱奇艺斥资2亿元获得湖南卫视《爸爸去哪儿》等五档综艺节目在2014年的独家播放权,并保证《爸爸去哪儿》为非卖品,坚持三大原则——“不分销、不换剧、不赠送”。爱奇艺在进行网络播放时将《爸爸去哪儿》中的电视植入广告品牌乐视TV打上了马赛克,同时将电视冠名商伊利QQ星的角标模糊处理,剪掉了片尾特别鸣谢乐视TV部分。湖南卫视拥有“爸爸去哪儿”的独立品牌,但对于爱奇艺的做法也束手无策。可见,随着传播平台的多样化,电视媒体品牌的主体关系也越来越复杂。

(二)电视工作者全能化

媒介融合程度的加深使得电视工作者向全能化发展,实现从“专才”到“通才”的转化。传统媒体主导的时代,电视工作者只需一招走天下,掌握单一媒介操作技能即可,但在媒介融合的今天,必须具备各个方面的才能。中国人民大学蔡雯教授指出,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有两类新型人才亟待出现,第一类要具有高屋建瓴的视角的高层次管理人才,统筹整个广电系统中媒介产品的生产、传播以及整个过程中的资源整合及互动;第二类则需要运用多种媒介技术,成为内容生产全能型人才。但是全能型人才也并非要求电视工作者面面俱到无所不能,关键是遇到问题时能够用全媒体的思维方式进行考虑。传播环境已发生变化,需要两种人才结合,从而拓展和深化整个传播过程。

二、媒介融合对电视品牌传播内容的影响

(一)品牌信息碎片化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发展呈现出“多层级”特征,从而引发市场的“碎片化”。品牌信息经由不同平台和渠道传递给不同受众,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在传统媒体占主导的时代,电视媒体能够强有力地控制品牌信息,而如今,大众成为分众,受众分群特征愈发明显,不同群体开始独立发声,尤其是在互联网环境中,不同声量的聚合会产生巨大的影响,给传统电视媒体的经营带来不小的风险。媒介融合时代,电视媒体经营者想要在全球海量信息中突出重围、凸显自己的品牌信息难上加难,尤其是弱势品牌极易淹没在信息噪音之中。品牌信息的碎片化在降低传统电视媒体主导性的同时,也使电视品牌在传播过程中更加难以控制。

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下,受众每天通过手机阅读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来自微博、微信、搜索引擎、新闻客户端等渠道,发生在受众生活的各个间隙,受众可轻易获取丰富的信息,导致的后果即受众失去耐心,对获取的信息并没有深刻的理解和记忆,转瞬即成过眼云烟。这些“轻重量的社会姿态”虽然只是受众接受碎片化信息后的一个随机反应,但聚集之后仍会产生强烈的后果。

(二)品牌信息透明化

随着网络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搜索引擎技术的飞跃,使得信息变得越来越透明,无论是电视收视率还是网络点击率都更接近于真实。过去,部分电视台依靠虚假收视率和网络水军制造繁华假象而吸引广告商和受众的行为已很难行得通。传统媒体唱主角的时候,一场诸如“3•15”之类的公益晚会在受众中会产生巨大的正面影响,而在互联网时代,微博等社会化媒体给品牌信息传播带来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无论什么事情都会有正反两方发起辩论。近两年“3•15”晚会中被点评的企业非但没有得到排山倒海般的批评,反倒有人不断对央视提出质疑。可见,在新媒体环境下,电视品牌的传播具有高风险性,电视媒体经营者必须审视如何使传递的信息在噪音中不受干扰。

作为传者,电视媒体经营者必须了解一个事实,即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受众渴望以双向平等互动代替过去被动地接收信息,而且他们要求得到真实而非虚假的信息。这就需要电视媒体经营者切忌塑造虚假信息,尤其身处这个信息几近透明的时代,只有真实地呈现出品牌个性,才能赢得受众的注意力,从而得到广告商的青睐。

三、媒介融合对电视品牌传播渠道的影响

(一)品牌传播的多平台渗透

对于电视媒体而言,媒介融合使得电视逐渐网络化,具体体现为传输网络的融合和终端的多样化,电视已不再局限于有线电视网络、卫星电视网络等传统传输平台,电视内容可以通过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网络为传输平台存在于PC和移动终端,也可以通过地面微波传输至车载移动电视。多终端的电视内容传输成为可能,根据受众不同的信息接收习惯而出现各种各样的媒介产品,电视品牌传播也开始向多平台渗透,传播媒介也越来越多元化。

媒介融合环境下,电视品牌可以进行全平台的信息展示,受众与品牌的接触从点到面更加立体。电视品牌可以通过电视媒体和纸媒发起品牌认知,通过门户网站等网络媒体造就品牌影响力,通过手机短信、微信等即时通讯平台进行点对点品牌传播,通过贴吧、微博等SNS平台极速扩大品牌声量,通过视频网站、IPTV、车载电视等平台延续品牌的长尾效应,甚至可以通过移动应用进一步拓展品牌效应。新媒体可以集中传统媒体的优点,兼具传统媒体传播的信息,随时随地传播给受众。品牌传播多平台渗透可以加深受众对品牌的满意度,同时电视品牌经营者也需要有效掌握多元化的传播渠道。

(二)品牌传播载体性能提升

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品牌传播载体性能得到大力提升,数字卫星手段使得受众接收到的电视频道越来越多,带宽的不断加大和网络资费的逐渐降低使得受众可以无拘无束畅游信息海洋,移动网络也已步入4G时代,手机平台的信息获取越来越容易,这些都为品牌传播提供了有效的平台。随着融合程度的加深,三网融合也开始落实到实践中,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三大网络通过技术改造实现网络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品牌传播载体性能也进一步提升。互动性的提升也是品牌传播载体性能提升的重要方面,尤其是在这个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愈发紧密结合的时代,单向式的品牌传播已成为过去,分享式的传播方式成为主流,技术进步带来多样且便利的互动方式,便于品牌的二次传播。

随着品牌传播载体性能的提升,与之而来的是品牌信息过剩、品牌信息的有效性降低。这就要求电视媒介经营者在与新媒介融合时,有效控制信息容量,对电视媒介产品进行精准定位,选定合适的目标受众,用恰当的表现手法有效控制和管理传播流程,提高品牌信息融合加工能力。

四、媒介融合对电视品牌传播受众的影响

(一)受众群体的分化与聚合

媒介融合带来传播平台的多样化和传播内容的海量化,使“万人空巷”成为过去。数字化的今天,受众可以通过不同渠道在海量信息中选择适合自己的媒介内容,受众开始向着差异化和多样化发展。尽管仍然会有《我是歌手》《中国好声音》等现象级内容得到众星捧月般的待遇,但其热度和受众规模已不能和《超级女声》(2005)相提并论。同样,即使小众如湖南广电旗下的钓鱼频道也有其固定受众。正如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总裁杰纳•扬科夫斯基所说,受众聚集(Audience Aggregation)与受众分散(Audience Disaggregation)是传播领域中的两种基本动向。热门节目《爸爸去哪儿》获得大量在性别、年龄、文化水平、经济收入等方面存在严重差异的受众的关注正是受众聚集的表现,而类似《我是大美人》这种将具有相同兴趣爱好的受众聚集起来的现象则为受众分散的表现。无论受众是聚集还是分散,都说明这两种动向满足了受众的两种不同需求——社会性的归属需求与个性的自我需求,两种需求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2004年10月,美国《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提出长尾(the Long Tail)这一概念。长尾理论描绘了一条受众需求曲线——曲线头部是需求量极高的少数流行度高的产品,随着产品流行度的降低,曲线陡然下坠,但这个下坠的曲线很长并且一直没有坠至零点,统计学中把这种形状的曲线称为“长尾分布”。长尾理论恰恰阐述了丰饶经济学的观点——当供需瓶颈开始消失,每一个人都能得到每一样东西的时候,长尾市场便会自然形成。同理,在电视媒体产业中受众分散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受众市场出现“长尾”。这表明,大众文化和小领域文化会长期并存,大众电视已不是受众的唯一选择,无数基于细分市场和个性化定位的利基产品出现与之竞争,受众也更倾向于这些更具个性的选择。

(二)受众主动化

过去,传统的“点对面”传播中存在大量的“同质化”信息,受众只能被动接受。在媒体融合环境下的受众已经不再是过去单向阅听人的角色,媒介和受众之间的“双向交互”已成为现实。受众的主体意识提高,对于媒介的选择和消费行为加强,同时受众更需要平等对话,追求参与感,希望传达自己的声音,并对大众媒介开始存疑,这些得益于媒体融合环境为受众提供了主动参与的条件。受众主体意识的增强也为媒介经营者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服务者必须要了解受众的需求及社会特性,根据受众个性打造品牌个性,从而吸引目标受众,培养受众群体并将其转化为核心受众。事情具有两面性,受众主动化使得品牌信息传播的主动权分散,导致的后果是品牌传播难度增强,传播过程中的噪音比过去更难控制,一条负面消息很可能给品牌造成重创。

五、媒介融合对电视品牌传播效果的影响

(一)多元联动的复合效应

媒介融合背景下,电视、电脑、手机三屏联动,甚至还有电影第四屏。例如2013年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第一季就与万达院线合作,在总决赛当天在全国12家万达影院进行同步直播,观众通过手机APP“呼啦”进行免费抢票。这种跨平台、跨渠道的传播模式就是对电视互动的一次探索,发挥出多元联动的复合效应,对于品牌影响力也是一次巨大的提升。除了影院直播,还有电视经营者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将强势品牌包装成适合不同媒介的内容产品,不同媒介相辅相成,借力造势实现共赢。湖南卫视将《爸爸去哪儿》搬上大荧幕就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最终获取7亿票房。

作为买方的广告主也更加注重电视品牌的多屏效应,不再单独关注收视率。2012年,全球调研机构AC尼尔森和Twitter开始打造Twitter收视指数,从而测量电视节目社会热度,并成为向电视节目反向输出社交影响的出水口。国内方面,2014年央视索福瑞和日活跃用户达到6140万的新浪微博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推出微博收视指数,为新媒体广告投放提供重要依据。

(二)分支终端的独立效果

报刊有发行量,电视有收视率,网络有点击率,每一种独立的媒介都有其相应的传播效果量化的方式,融合环境下的电视品牌传播需要将这些不同媒介分支终端所产生的独立效果整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传播效果体系。同时,随着受众市场的高度细分,越来越多小众社区受到热捧,媒介传播效果也呈现出越来越多元化的特点。例如SMG收购bilibili视频弹幕网站,虽不能和优酷、爱奇艺等互联网视频大鳄相提并论,但在特定受众群体——“御宅族”中影响力举足轻重,并且随着媒介与受众交互性的不断加强,这种小众文化也进一步影响到越来越多的人。2014年《秦时明月之龙腾万里》和《小时代3》先后试水弹幕电影,在网络上形成不小的话题量。可见,分支终端的独立效果最终也会造成多元联动的复合效应。(作者单位:东华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张金海,段淳林.整合品牌传播的理论与实务探析[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05):99-102.

2.王菲.媒介大融合[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

3.ColonA.TheMultimediaNewsroom[J].ColumbiaJournalistReview,2000(39):24-27.

4.刘幼琍.新媒体与三网融合的策略.中国传媒大学演讲,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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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宝藏》:“另类选秀”选出文化自信

《国家宝藏》:“另类选秀”选出文化自信

也许一直鄙夷选秀类节目的你,最近也入了一个选秀的“坑”。

选秀类综艺进入中国十几年了,一直被视为孩子和年轻人的游戏。看看也是,从最初的《超级女声》到第二个巅峰《中国好声音》,选手变了,形式变了,但内核却没有变,都是由对明星梦的追求这个内在动力来推动参与度和收视率,喧哗过后往往是一地鸡毛。刚刚在央视登场的探索类文博节目《国家宝藏》,可以说是一种“另类选秀”节目,只不过它打破了观众的年龄界限,以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来拉动收视,第一期节目就获得压倒性胜利,成为少见的高含金量“网红”。

《国家宝藏》将从全国九大博物馆推荐的宝物中各甄选一件,参与最后在故宫举行的“国家宝藏”特展。以往的选秀以明星光环为饵,带动参与者和观众向前奔跑,而在这个节目里所谓的大展其实只是一个无需到达的终点,重点是在这个所谓的甄选过程中让人们了解珍藏在各大博物馆中的镇馆之宝,继而通过这些宝物去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第一集节目中的《千里江山图》激起国人自豪感,“各种釉彩大瓶”让人了解中国传承已久的工匠精神,石鼓则展示中国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变幻的一个瞬间……可以说这是一部披着综艺外衣的爱国励志大片。

“爱国”是一种激荡心怀的情感,但“国”很难真实地可触可摸,它不是一块土地、一棵树木所能代表的。而这个节目聪明地以一件件国宝来承载中国的文化、历史、风物,让观众知道《千里江山图》中所用的颜料与在它300年后诞生的《蒙娜丽莎》所用的颜料一样,让你对先辈的智慧有了更真切的感受,让不那么具体的“国”有了具体的载体,让观众可以感受到国的温度,激荡爱国的情怀。

从《超级女声》到《国家宝藏》,是中国综艺节目变迁最生动的记录,也是观众对“真”的需求催生的变化。在这之前许多年我们的综艺节目中也有“真”的概念,但很多时候是在表演“真”,比如《超级女声》《中国好声音》,在炫目的形式之外都有戏太多之嫌。最近火爆的《演员的诞生》,正是因为让观众看到了明星们相对真实的演技,而有了不少拥趸。《国家宝藏》在呈现形式上并不完美,但那些真实的国宝和它们背后的传奇大戏已经抵消了形式上的不完美,这种无懈可击的“真”是任何表演“真”的综艺节目无法比拟的。

从《超级女声》到《国家宝藏》,综艺节目从喧哗到厚重,其实质是大国崛起概念下观众的内在文化审美需求。从纯娱乐到对文化、历史的追问、探索,这是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国民精神需求必然出现的变化,把握住了这个机会你就能成功。

《国家宝藏》第一集中说乾隆有种“迷之自信”,有时候我们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点这样的“迷之自信”,大概不仅能打造“各种釉彩大瓶”,也能凭借这种文化打底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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